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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运行机制及其当代回响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9-01 04:40:0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至今已经80周年。80年来,人们不断从这场旷古未有的全球大战中,总结它所留下的丰富遗产和成功经验,服务于现实,并展望人类未来的发展之路。本文拟对大战中诞生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运行机制及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回响,予以简要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过程

1、打败共同的敌人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的根本出发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法西斯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极端形式,它们为争夺世界霸权点燃了侵略战火,将人类强行拖入又一场更大的全球浩劫之中。法西斯国家的战争目标是既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来说,其性质是帝国主义的。

从抵抗者来说,无论是中国、埃塞俄比亚和其他被压迫民族,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抑或是英国、法国、美国等资产阶级国家,这场战争都是一场民族与国家的生死存亡之战。法西斯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这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建立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命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原因。

2、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初具雏形

在美国正式参战前,各个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已经采取一系列行动,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行动可以归纳为三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反法西斯国家的政治协调,进一步凝聚消灭法西斯的战争目标。

1931年9月至1941年12月初,中国、埃塞俄比亚、波兰、英国、法国、苏联等相继进入抗击法西斯国家日本、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战争。尚处于战争之外的美国,随着战争的发展,针对日本对华侵略,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宣布不承认日本对华军事行动所造成的“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改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不指名地谴责日本,呼吁要像“隔离传染病”一样对侵略国实施封锁,表明了美国对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的抵制态度。英法所主持的国际联盟,最终也坚持了不承认“满洲国”的底线。

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很早便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共产国际曾明确定义法西斯为“金融资本最反动、最沙文主义和最帝国主义分子的恐怖专政”,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并呼吁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整合军事力量、协调各国行动、增强共识,对唤起民众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真诚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指出,要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初步提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构想。1936年毛泽东同志与斯诺谈话时强调,战胜日本需完成“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呼吁联合太平洋地区所有和平力量。同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阐释了抗战的全球意义,指出中国抗战和苏联的共同利益及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同时指出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的其他战场密不可分,呼吁英美民众督促政府加入反法西斯阵营,坚信“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当晚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演说,声称自己25年来一贯反对共产主义,但面对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英国必须给苏联以援助。斯大林于7月3日也发表演说,呼吁共同抵抗法西斯。8月14日,英美发表《大西洋宪章》,宣布两国的战争目标是摧毁纳粹暴政,重建国际和平与人民安居乐业,并将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以确保战后和平。8月17日和19日,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别发表声明,公开赞成《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认为它表明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决心”,“完全有利于苏联、英美、中国及全世界”,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初步形成,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中国还对该宪章缺少明确反对日本法西斯等缺陷提出了补充意见。苏联于9月24日宣布基本支持《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大西洋宪章》进一步凝聚了打败法西斯的战争目标,成为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政治基础。

第二条主线:反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战略协调,制定深化战争进程的战略。

从1937年底至1940年8月,美英两国召开三次海军秘密参谋会谈,第三次亦有陆军参谋人员参加。概括其成果:一是达成了一旦日本发动战争,两国海军在太平洋远东地区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非正式协议,规定了双方舰队组成、通信联络和情报交换安排,以及两国在太平洋长距离海上封锁日本的区域划分等。二是促使美国军方最终完成了其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即把美国坚持了几十年的取向太平洋的针对日本进攻的战略,转变为取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针对德意日多个敌人进攻的联合战略。三是美国经过考察英国的抵抗决心和能力,准备更深入地介入战争。

1941年1月29日至3月29日,英美在华盛顿举行参谋长级会谈,协调两国的全球战略。在会谈中,关于美国必须通过在大西洋和欧洲与英国联合作战以帮助英国战胜德意法西斯的讨论,双方并无异议,因为这也是美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则希望首先“保持一种严格的防御”。这次会谈达成的“ABC-1”协定,是在美国尚处于战争之外,为最终打败轴心国,与英国协调了两国的全球战略,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总原则,即美国一旦参战,将首先在大西洋和欧洲取攻势,在亚太地区取守势,这成为以后指导同盟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战略。

对于在亚太地区抵御日本的战略安全,是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4月由英国、澳大利亚(代表新西兰)、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的军事代表在新加坡召开的一系列防务会议上解决的。在英美参谋长级会谈之后,1941年4月,英国再次召开上述国家和地区参加的防务会议,美国第一次派代表出席。该会议达成的“ADB”协定,主要包括:重申“ABC-1”协定的战略原则;维持太平洋海上交通线的通畅和新加坡的安全;划定各国海军防务区域和不允许日本军事行动超过的陆地和海洋的地理界限;增加对中国海军的财政和装备援助,鼓励在中国的游击战争等内容。新加坡会议初步制定了英、荷、美、澳在一旦日本进攻时的联合作战计划。

另外,鉴于中国的抗战有利于英国对其亚太利益的保护作用,1941年8月中旬,英国和中国初步签订了英中联合军事行动协议,即“BC”协议。在签订该协定之前,英国表示战后即应取消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

“ABC-1”协定、“ADB”协定和“BC”协议,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建立提供了军事胜利的战略保证。

第三条主线: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经济军事援助。

中国作为最早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已经得到苏联、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经济援助,分别为2.5亿美元、1550万英镑、1.7亿美元、1500万美元。尽管这些援助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的需要,但对中国抗战仍然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1939年9月欧战再次爆发后,美国修订《中立法案》,废除武器禁运条款,改为允许交战国以现金购买美国武器并自行运输,利于英法获取武器。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美国立即决定把自己军火库中的步枪、机枪、子弹、大炮等运往英国,并将法国的全部订货都转交给英国。

1940年9月,美英达成“驱逐舰换基地”的秘密协定,美国将50艘逾龄驱逐舰出让给英国,交换英国在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8个海空军基地的99年租借权,英美开始联防。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该法案标志着美国放弃中立,要以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援助抗击法西斯的国家。美国军方于1941年9月11日完成“胜利计划”,即《关于美国总体生产需求的评估》,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规划、后勤与资源保障等,以确保彻底击败德意日轴心国,避免资源短缺导致战争拖延。

综上所述,在美国正式进入战争之前,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已经初步形成,并在战争的政治目标、军事战略和经济军事援助等方面协调一致。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运行机制与战争的胜利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副其实地打成了一场世界战争。与此同时,反法西斯国家也面临进一步协调军事战略、凝聚战争目标、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等重大问题。1941年底至1942年初,美英首脑携各自的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举行“阿卡迪亚”会议,取得两大重要成果:

一是美英两国再次确认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总原则;一致同意重视苏德战场;决定成立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使共同策划、协调、指挥两国军事行动和统一供应军事物资制度化;成立中国战区。

二是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于1942年1月在华盛顿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布签字各国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他们将互相援助、协同作战,彻底战胜法西斯主义。以后又有21个国家加入《联合国家宣言》。《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以中、美、英、苏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形成,它表明不管同盟国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分歧,在抗击法西斯的大目标下都将联合一致,团结战斗,也预示着即将迎来战局的根本转折。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之所以能够在近4年的时间里彻底打败法西斯,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通过合理的运行机制,将一个个相对抽象的战争目标,逐步转化为一个个可预期的具体战役的胜利。这个运行机制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不断召开大国首脑会议,坚定消灭法西斯的战争大目标,同时指引战争方向,指导战争进程,解决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所遇到的问题。继1941年《大西洋宪章》宣布坚决消灭纳粹暴政之后,1943年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通过的《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并将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包括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地归还中国。在同年苏美英首脑发表的《德黑兰宣言》中,再次强调同盟国对纳粹德国采取共同行动。1945年2月苏美英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进一步坚定消灭纳粹主义和对德国的战后处置问题,并再次宣布以盟国的力量击败日本。在1945年7—8月于波茨坦召开的苏美英首脑会议上,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并宣布日本必须实施《开罗宣言》的条件。上述这些宣言和精神,不断使消灭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战争目标具象化,鼓舞着反法西斯同盟的战斗激情以及取得胜利的决心与信心。

第二,通过军方高层会议,不断协调军事战略战术并确保其贯彻执行。1941年通过的“ABC-1”协定、“ADB”协定和“BC”协议,成为指导反法西斯同盟进行全球联合作战的基本战略和框架。因此当珍珠港事件后同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处于全面交战状态时,并未导致明显的混乱局面。随着战局的发展,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北非战略、欧洲战略、亚太地区战略不断进行调整,使“先欧后亚”的大战略与区域战略协同一致,并监督执行已经提出的战术建议,最终取得胜利。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协调一致,是同盟国内部不断谈判妥协最终达成基本一致的产物。

第三,各个战场形成有序的相互支援。首先是中国战场对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支援极为重要,作用甚大。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几乎单独抵抗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使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与此同时,中国战场也支援着各个战场的反法西斯斗争。举其要者:粉碎了日本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言论,迫使日本陷入“中国泥潭”不能自拔,难以与德、意结成真正的同盟,从而延缓了战争的扩大;制止了日军“北进”的计划,牵制和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有效支援了苏联的抗德卫国战争,有利于美英对日本的战争准备;有力地鼓舞和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并大大有助于美英等国家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中国还一直牵制日本陆军主力,到战争结束时,日本向中国战区投降的军队共128万余人。中国的抗战,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苏德战场作为欧洲抗击纳粹德国军队的主战场,消灭了纳粹德国70%的有生力量和75%的武器装备,保证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极大地加速了纳粹德国的灭亡。美、英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员,是西欧、北欧、大西洋和太平洋战场对德、日法西斯进行坚决打击并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英美法(战斗法国)是北非地中海战场打败德意法西斯的主要力量。此外,其他参战国家也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开辟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新战线。

第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为共同的战后蓝图,是支撑反法西斯同盟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从《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到《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再到《联合国宪章》,同盟领导人勾画的战后世界是一个通过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确保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各国主权领土完整的、和平与安全的世界,是一个不再有世界大战的世界;与此同时,同盟领导人还通过建立包括联合国在内的雅尔塔体系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上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促进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当代回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系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于中国来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国际政治、全球治理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和成功经验。在政治遗产方面,确立的一些重要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如和平共处、集体安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尊重文化多样性,等等。而其成功的经验之一,就在于当人类面临共同的敌人法西斯的时候,能够摒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而结成反法西斯同盟,通过中美英苏等大国之间的不断谈判、反复协商、求同存异、团结战斗,最终战胜了邪恶的法西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存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但反法西斯同盟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在80年来无大战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冷战的终结,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在和平与安全、经济与社会、资源与环境、卫生与健康等各个领域,也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比以往面临的问题更为深刻和复杂,超越了任何一国的利益,也并非任何一国所能解决。实际上,世界各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这些共同利益应当反映在超越特殊的国家利益的共同政策之上。基于此,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身体力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期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以联合国的多边外交为平台,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作者:徐蓝,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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